同中国第一个公开身份的艾滋病感染者宋鹏飞交往长达4年、深入各地了解艾滋病流行的真实情况、无私帮助来自各地的艾滋病感染者、义务为艾滋病感染者联系医院和药厂、为艾滋病孤儿创办救助学校、呼吁社会给予救助……
近日，无私关注艾滋病感染者的志愿者、为了艾滋孤儿放弃苦读7年的太阳物理专业的在读研究生李丹，接受了千龙网记者的专访，向记者敞开了他关注艾滋病感染者的赤子心扉。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教授在评价李丹时说，“让一个孩子承担如此重任，有些残酷。”
放弃大学学业当上了20个孩子的校长
一名优秀的律师因感染艾滋病而被老板开除，他决意起诉这种歧视。经过艰难的抗争，律师最终得到了胜诉通知，同时也永远合上了疲劳的双眼。
“但很多HIV感染者因此重获平等和尊重……”李丹说，他真正开始关注艾滋病是受《费城故事》这部电影的启发，从此，“欲罢不能，一发不可收”。
“2001年，报纸上首次登出‘河南艾滋村’，让人难以置信，这年暑假，我约了第一个公开身份的艾滋病感染者宋鹏飞和一个记者朋友前去调查，一个星期我们走访了河南三个县，每个县都发现艾滋村。”李丹说，这是他第一次去河南。
后来，李丹和许多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的村民成了朋友，他无私地帮助他们。“但是，我常常从梦中惊醒，满脸是泪。”李丹说着，双眼里满是掩饰不住的忧伤，他的梦里常会浮现：每一次回到村里，总会少了一位朋友，多了一个墓碑……
而李丹的心里更为担心的，是那些失去双亲的孤儿。“从1997年双庙村死了第一个卖血感染者起，已有近200名村民命赴黄泉，死了单亲、双亲的艾滋遗孤上百；而且又有700多名村民被划进‘黑名单’，按照艾滋病发作周期，估计三五年内将陆续死亡，艾滋遗孤将达到至少800名。”李丹表示。
李丹曾一次性给某艾滋村的20个孤儿3000元的学费，然后每月寄去生活费1000元，但这毕竟不可能支撑很久。何况大多孤儿失去父母，被人歧视，有的自闭抑郁，有的则谎话连篇。李丹意识到，仅仅靠物质资助，会让无邪的童心变得懒惰和贪婪。
2003年7月毕业后，李丹毅然放弃了七年的专业，10月24日，在离双庙村一百多公里的河南商丘市区的一座寺院里，利用几间闲置的旧房，创办了“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起初的20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是李丹和同事分四批从双庙村接过来的艾滋遗孤，李丹自然也就成为20个孩子的校长。
艰难处境让艾滋病村民无力拉扯孩子
“东珍艾滋孤儿学校”开学后不久，2003年11月28日凌晨两点一刻，李丹到达河南商丘，在火车站地上铺上报纸一觉睡到五六点，然后去汽车站买了去柘城的长途汽车票，到了柘城县，再坐20分钟的“摩的”来到双庙村。
“就是这个共有三个自然村3000多人的双庙村，1992年到1995年被卷入疯狂的卖血浪潮，孤儿自然就多起来。在艾滋病人死亡背后，每对夫妻会留下1~3名孤儿。父母离世造成的经济困难和情感缺失，使这些孩子的生活大多没有着落，更谈不上接受教育。”李丹说，当时去双庙村，就是准备再接10来个孤儿入校。
好不容易到了双庙村，李丹进的第一户人家，女主人叫王玉莲，他们夫妇都是艾滋病感染者，现在也只能在家苦苦度日，一筹莫展，无可奈何。他们都在服用国家下发的药品，有去羟基苷散、萘拉韦平片、克度齐多夫定片等，尽管还有一个叫肝精补血素的口服液是治疗肝脏不适的，但由于那些药物的副作用（主要是对肝脏）太大，他们也就没有按时定量地吃。原则上每个月应去做一次常规检查，但由于每次六七十元钱的检查费用要由自己出，时间一长难以支付，也就没有经常去检查了。
李丹看到，王玉莲家里除了一台长虹彩电外，什么象样的东西也没有了，然而，据村民王阳学说，王玉莲几年前的家可不是这样。当初卖血积累了些经济基础，再搞些副业，外出打工，致了富，还买了辆桑塔纳轿车。不过，现在她家的景况落魄，车也没了。
李丹说，出去打过工的村民告诉他，大城市比如广州、深圳，那里的工厂如果知道谁是双庙的，根本就不管你是不是艾滋病感染者，毫不犹豫地一律赶走。王玉莲就是这样回来的，她才不到四十岁，当年就在她一切入职手续差不多都办妥了的时候，厂里得知了她的“来历”，便让她卷铺盖回了家，从此家境一蹶不振。
“现在的艾滋病村，都已经被人为的打上了烙印，不管你是谁，只要与这里扯上瓜葛，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人们总是在心里恐惧：双庙？双庙！整个河南，整个中国，还有多少个这样的双庙呢?”李丹表示，整个社会环境的压力让这些村里的爱滋病感染者生存异常艰难，对自己的孩子自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顾及了。
后来，王玉莲的孩子进了李丹创办的“东珍艾滋孤儿学校”，成为这个学校20名艾滋孤儿之一，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商丘市双庙村，最大的14岁，最小的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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