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艾滋病致孤儿童，此后，这一群体不断扩大，目前保守估计全国有8万艾滋病致孤儿童。”这些儿童是社会中相当脆弱的一个群体，父母去世，缺少亲情；外界歧视、孤苦无助；没有经济来源更使他们营养、医疗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春节前组织慰问，就是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呼吁大家伸出关爱之手帮助那些在困苦中挣扎的艾滋病致孤儿童。”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李启民主任的话沉甸甸的。
1月28日，山西夏县仪门村有人娶媳妇，一大早，刘梦丹和邻居被叫去吃喜宴了，近晌午时她被村里人叫了出来，“梦丹，你家来人了。”
一路小跑往家里赶，远远地看见姥爷柴发福在院子里招呼客人，“那不是北京来的李爷爷、方叔叔嘛，对了，还有县里的高主任。”迅速找到了一些熟面孔，刘梦丹高兴地笑了，笑得有点不好意思。
“梦丹，我们和县里疾控中心的叔叔来看你了。”从北京赶来的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李启民爷爷依旧那样和蔼亲切，眼泪在刘梦丹的眼眶里直打转转。和姥爷一起捧着学习用具和慰问金，刘梦丹笑了，姥爷却噙着泪。
梦丹：“可怕的事情在我家发生”
此前一天，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中国红十字总会共同赴夏县慰问艾滋病致孤儿童。刘梦丹代表所有艾滋病致孤儿童所做的发言让所有在场的人唏嘘不已。“我叫刘梦丹，今年13岁，是山西夏县一个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在我3岁的时候，爸爸去世了，为了维持生活，妈妈就跟村里的黑血头到黑血站卖血。妈妈带着我改嫁到继父家，一年后，我有了小弟弟，可是没有多久，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妈妈卖血，手里有了闲钱，姥爷、姥姥以及舅舅也先后效仿卖起了血：因为卖血，柴家四口无一幸免染上了艾滋病，就连梦丹的小弟弟也未能逃脱厄运，一出生就是个艾滋病患者。
原本鲜活的生命开始形渐枯槁，无休止地看病吃药，卖血挣来的几万元很快花干净了，外债开始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像洒进沙漠的水，钱花出去就不见了。然而钱并没挽回生命，姥姥和妈妈先后死于艾滋病。弟弟归爷爷抚养，刘梦丹回到仪门村，和姥爷、舅舅相依为命。姥爷说：“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把梦丹抚养成人。”一家三口相依为命，梦丹是全部的希望。
夏县由卖血染上艾滋病的不下100人：截至去年，夏县共有艾滋病致孤儿童59名，包括刘梦丹。
安惠武：“我想上学”
“我想上学。”从李爷爷手里接过了学习用具和慰问金时，腼腆的安惠武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表情，说起话来语气很坚定。
安惠武也去过北京。与刘梦丹一样，安惠武和蒋雯丽阿姨手拉手在北京电视台的“关爱艾滋病致孤儿童公益晚会”上同台演唱过。“那是2004年12月12日”，这个日子刻在安惠武的心里。那时她正在上初中三年级，然而当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一行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辍学在家。
安惠武和刘梦丹有着相似的不幸，都是艾滋病致孤儿童。
“这个小姑娘太可怜了,在县里所有艾滋病致孤儿童中,目前她家是最困难的。”说起安惠武的遭遇，陪同前往慰问的夏县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副主任高保兴眼圈泛红。
安惠武的父亲安立才曾一度靠卖血贴补家用，不幸染上艾滋病，妻子赵爱叶也未能幸免。安惠武有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姐姐，自幼患有严重的脑瘫，常年卧床不起。2003年安立才撒手人寰，留下了看病吃药所借的万余元的债务和赵爱叶娘儿仨。
尽管贫病笼罩着这个孤苦的三口家庭，赵爱叶仍不放弃希望，“惠武去年的成绩能上运城卫校，一年3000多元学费必须一次付清，家里根本供不起。今年她想复读，接着考高中，如果考上了，我不拖她后腿，但学费依旧没有着落。”赵爱叶说这话时，眉头拧成了个疙瘩。
“目前国家规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全县艾滋病致孤儿童中无一例外都得到了落实。”高保兴告诉记者，因为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的资金支持，从去年开始，59名艾滋病致孤儿都得到了一年的学杂费，平均每人1760元，其中没有一个因学杂费问题被关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门外。
尽管艾滋病致孤儿童有了着落，但联合国儿基会的无偿资助却是暂时的，据介绍，联合国儿基会在夏县为期5年的项目2005年即将到期。资助孩子们学杂费的接力棒又该交到谁的手里？“县里领导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05年，我们卫生部门将和教育、民政联手。”说到这里，高保兴显得很兴奋：“对艾滋病致孤儿童，教育部门将对其学杂费进行减免，民政部门对其生活进行救助。”
据了解，享受减免和救助的仅限于九年制义务教育范畴。初中毕业的安惠武不属其列。作为艾滋病致孤儿童中年龄最大的一个，15岁的安惠武最早遇到了高中辍学困境。随着艾滋病致孤儿童一天天长大，他们会否因为交不起学费被挡在高中门外？安惠武的辍学遭遇会不会在他们身上重演？
愿安惠武能早一天重返课堂。
共同关注艾滋病致孤儿童
相对于贫穷、疾病，鄙视的眼光带给艾滋病患者和家属的有时更可怕。几乎每一个艾滋病致孤儿童都经受过心理恐惧和精神无助。
自从妈妈、爸爸、姥姥、姥爷相继由卖血染上艾滋病，家里的生活好像突然间戛然而止，亲戚们不来家里了，街坊邻居看家里人的眼光也变得难以捉摸。刚开始，无论在爷爷家，还是在姥爷家，刘梦丹都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孤岛。
“不过现在好多了，老师对我很好。村里人也不像以前那样躲着姥爷和舅舅了”。总体说，老百姓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改善了很多。柴发福说：“村里人知道了艾滋病的传播渠道，现在不像以前那样避着我了。”
在夏县的村镇，各类艾滋病宣传标语不时闯入记者视线。“2001年，联合国儿基会的项目启动时，针对老百姓的艾滋病知识，曾在全县做过一个基线调查，当时的认知率不到20%，最近，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70%。”高保兴把成绩归功于这几年形式多变、持续不断的预防艾滋病宣传工作。
身陷孤岛的感觉离刘梦丹越来越远。刘梦丹曾经去过两次北京。第一次，是和县里其他的艾滋病致孤儿童一起被邀请参加了“关爱艾滋病致孤儿童”夏令营；第二次，她和安惠武一同参加了“关注艾滋病致孤儿童”公益晚会。她还骄傲地告诉记者“我还坐过飞机，去过香港”。梦丹指的是去年底随高保兴一起去香港出席的联合国儿基会的一项公益活动。
刘梦丹、安惠武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融融暖意，但阳光远远没有洒满每个艾滋病致孤儿童的心灵角落。正如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的方平所强调的，“作为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和联合国儿基会项目示范县，夏县疾控中心从艾滋病知识宣传到救治病人，尤其是艾滋病致孤儿童的救助问题都开展得卓有成效，但应该注意，全国范围内能争取到相关项目支持的县还不多，并不是所有艾滋病致孤儿童都能和刘梦丹一样得到如此多的关爱。”
收到学习用具和慰问金，孩子们比过节都高兴。
作为艾滋病致孤儿童，小姑娘渴望得到更多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