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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公不作美，讲到关键处，天开始下起了小雨，有村民欲走还留，现场出现了一点小骚动。志愿者拿出包包，想护住仪器不被淋湿，可作用不大，有村民见状，赶紧回家拿来雨伞，将仪器遮了个严实。
此举极大地感动了桂教授，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盖住了雨打树叶声，也掩住了现场的小小骚动……
幸好，雨没下大，老天将桂教授的衣服浇了个半湿不透，即收起了变化的脸，还依稀露出一个长毛的月亮。桂教授兴奋地摘下头上的太阳帽，送给一个村民，轻轻说了声“天助我也”。
那一晚，桂教授的课直到9点钟才结束。
三
7月31日，星期六。桂教授8点钟即准时来到大冶市青少年宫给孩子们讲课。
“您都已经67岁高龄了，还这玩命？”记者问他。
“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十分严峻，但公众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却十分有限，迟至今年，我国才有了第一部艾滋病科教片。在不少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人们不是‘谈艾色变’，而是普遍的‘艾盲’……我是搞这个专业工作的，如果看到这种情况还无动于衷，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良心会责怪我的。”“假如我们现在还不能全面控制艾滋病，我希望我的呼吁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保护好下一代。在防治艾滋病过程中，儿童优先，这是我向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建议。我相信天下的父母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艾滋病患者，让更多的人知道艾滋病，可以控制儿童艾滋病！”“媒体说河南艾滋病的盖子是我第一个揭开的，其实不然。我去文楼村之前，国家已经关闭了当地的血站，这说明有关方面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前些年，有些地方领导不能正视艾滋病在当地加速流行的现实，不愿透露艾滋病流行的真实情况，给调查人员设置障碍，影响了防治工作的开展……现在好多了。”
政府对艾滋病的重视和对疫情的真实通报，让作为国家艾滋病专家组成员的桂希恩感到非常欣慰。四10点钟，刚讲完课的桂教授又来到大冶市新街进行义务咨询。在这里，有一个艾滋病人带着9岁的儿子正在等桂教授。
根据孩子的临床反应，桂教授怀疑他感染了艾滋病，准备带他去武汉检查。
知情者统计，从1999年至今，他下乡调研接触过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下500人，这些人几乎都受到过他的资助。别的不说，光是掏钱为他们做检查，仅此一项，每人就得300元。
桂教授自己极其俭省，每月打在他个人账户上的工资，除了取出四五百元生活费以外，剩下的钱，只要病人有需要，他就随时去取。
2月28日，欧洲著名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亲赴武汉，把专门用以表彰对艾滋病教育和预防治疗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贝利—马丁奖”颁发给桂教授，桂教授当即将5000美元奖金全部捐献出来，用于艾滋病防治。“我现在的钱(工资)已经够多了，生活上够用就行。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桂教授告诉记者，“我自己下基层调研、讲课的费用都是个人掏……这是我喜欢的事，我愿意做，就像人家出去旅游，也是自己出钱。”
桂希恩得奖后，资助了58个孤儿。医院同事说，关于桂希恩资助儿童的数量其实难以计数，有一次他们去随州，一户农民家有两个痴呆儿，桂教授没做声就把地址详细记下来，随后暗地里给予捐助。“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钱，钱也不是人生的全部。”采访中，桂教授反复讲着这样一句话。
他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有一句话：没有一个作家能写尽金钱的罪恶。“我相信这句话是对的，现在就是有些人把钱看得太重，才出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怪事。就拿艾滋病来讲，那些收购血浆的人，不就是想在卖血者身上多榨取点钱财吗？”“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只要有精力，我想一直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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