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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佩诚教授是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虽然研究的是性科学这样的显学，但直到他在一则关于“首届中国性科学高级论坛将于2004年10月举行”的消息中被当做“性小康”这一全新概念的提出者，他才进入公众视野。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却否认自己提出了“性小康”这个概念。他重申，我强调的仍然是整个社会的性健康。
《新周刊》：你最早提出了“性商”这个词，什么是性商呢？
胡佩诚：性商就是性健康水平。就跟智商是智力水平一样。
《新周刊》：有关报道中，你又提出“性小康”，本意是什么？
胡佩诚：其实我是不愿这么提的，都是老百姓这么叫出来的，我的本意是说，以前我们的性知识贫乏，现在这方面的知识丰富了，但是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又怎么能用“小康”这个词来形容呢？我一直主张提高人们的性健康水平，“性小康”跟以前提的“性健康”还是一回事。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性健康水平的呢？
胡佩诚：性健康水平，就是指心理和躯体、社会都处于完满状态。性学，不是指性活动，而是包括性心理、性教育、传媒、医学等多方面的。
《新周刊》：性小康的实现也需要物质和教育的积累吧？
胡佩诚：那当然需要了，尤其是物质水平的提高，才能让人注意到精神需求。
《新周刊》：中国现在似乎进入了性开放的年代，与过去相比，似乎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胡佩诚：我不赞成“性革命”这个说法。“性革命”得多少人参加啊，出现了一些变化，但不等于是革命。
《新周刊》：与外国相比，中国的性知识水平是否还有些差距？
胡佩诚：中国对性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的做法，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虽然对性的态度开放了许多，但有些人还是有所谓的“处女情结”，由于文化的不同，也不能说中国是完全落后的。
《新周刊》：评判是否达到“性小康”的指标是什么？
胡佩诚：这个我们正在讨论中，现在还不能说。
《新周刊》：你打算设立中国最高级别性学奖项——“中国性学功勋奖”和“中国性学贡献奖”，评比标准是什么？
胡佩诚：这个奖项的评比是在业内讨论，贡献奖可能会颁给吴阶平。
《新周刊》：性教育从幼儿园的娃娃抓起，是不是为时太早？据报道，很多娃娃并不能听得明白。
胡佩诚：那要看教育方式了。从娃娃抓起是对的，我们说过“零岁就有性意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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