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酷暑，一条关于“红包”的新闻瞬间被炒至沸点。
北京市卫生局9日发表声明称，“红包”不属商业贿赂，不在打击商业贿赂及其收缴账户范围内。市卫生局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解释说，商业贿赂是生产厂家、医药公司和医疗机构之间的不正当交易行为，而“红包”则是指医患之间收送的礼金。收送红包属于不正之风，也要认真进行治理，但与商业贿赂是不同性质的问题。
医生的红包被官方从商业贿赂中剥离出来，无异于给红包“减刑”，将本来属于犯罪的行为，降格为不正之风。这意味着：是打击医疗红包，还是纵容医疗红包？谁都明白，如果放弃法律责任的追究，而局限于职业道德方面的训斥，是不可能有效治理红包泛滥的。
“红包”弄脏卫生行业
卫生行业“不卫生”——近年来这一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群落，陷身于腐败高发区、商业贿赂重灾区、行业不正之风多发地带。而触目惊心的“红包现象”，更是将其行业形象败坏殆尽。
根据卫生部披露的数字，去年全国医务人员上交的红包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看似巨大的反腐成绩，与频频揭出的医疗腐败案相对照，让人觉得分外苦涩。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扭曲的社会现象叫人瞠目。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反红包医生”肖启伟长期遭受院方打击和同事排挤，被迫远走他乡；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生张曙与“红包”、回扣抗击多年后被迫妥协，化名“李存田”，把无法推脱的几万元“红包”回扣捐给失学儿童，以证清白；大胆扛起“无红包”大旗的江苏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一直被同行视为另类……
“潜规则”的盛行，意味着“显规则”失灵，肖启伟、张曙以及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都成了堂·吉诃德，医疗卫生行业中的红包病毒到底有多深、有多重，由此可见一斑。
7月24日，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做客当地电视台直播节目。在4个小时的节目中，黄炯烈遭受了观众和人大代表的轮番“炮轰”。
一堆尖锐的提问，弄得黄炯烈相当尴尬——“为何医生收红包成为整个社会公开的秘密？”“连自己的亲属做手术，医生也会给做手术的医生送红包，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了！”“我们的医院究竟是人民医院还是人民币医院？”
这一连串解不开的问号，正是横亘在医患之间的冰冷幕墙。
红包导致“渐进式腐败”
我们熟知的古代名医故事中，最令人感动的当属杏林的传说——东汉老中医董奉，一生行医，不计报酬，仅要求重病愈者种杏五株，轻病愈者种杏一株。多年后他的房前屋后杏树成林，达十万株之多，每到春风吹来，满眼杏花，满鼻清香。
直到现在，人们仍喜欢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这类的话语，来赞美像董奉一样具有高风亮节的医者。
而日渐猖獗的“红包现象”，正是缘于杏林精神在传承中的断裂。有专家曾概括总结出医生收红包的3种基本心态：随大流；找平衡；不是我主动索要的，不要白不要。就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渐进式腐败中，不少白衣天使的医德底线失陷，甚至有部分人借此发财，对患者极尽刁难和敲诈勒索之事。
页次：[1] [2]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