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庶之地苏州已实现了高标准的全民医保，这既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实力，亦取决于当地长达五十余年的农村合作医疗传统，而后者可能更值得解剖。
57岁的陈惠明无疑是幸运的：1969年，他被常熟市道林村选出来当赤脚医生，报酬是比生产队其他社员略高的工分。
从医近四十年后，村卫生室被改组为乡卫生中心管理的卫生站，政府替他补缴了职工保险，他成为了当地公立卫生体系中的正式一员。而此时，人数曾达数百万的赤脚医生群体已经分崩离析，开始退出人们记忆，成为历史名词。
上世纪50年代，常熟是中国赤脚医生的发源地，当这个群体在中国其他地方基本消失时，常熟八百多名乡村医生仍在行医，他们成为这个城市公共卫生体系伸展到每个村子的神经末梢，延续着赤脚医生的使命。
常熟所在的苏州地区，居民们无疑也是幸运的一群，目前这里已整体实现高标准的全民医疗保障，而陈惠明们组成的乡村医疗网络，为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这儿的赤脚医生从未消失
以赤脚医生为特征的农村合作医疗，在1970年代覆盖了全国行政村的90％，曾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评价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范例”，直至去年，联合国的一位顾问仍在中国表达了对这一制度消亡的深深惋惜。
这一消亡表面看似受政治的影响——1980年代中期，合作医疗被视为“左”的政策，在中国被广泛放弃，甚至一度被作为加重农民负担的内容而要求停止。但更深刻的原因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公社解体，这一制度因失去经费来源而无以为继，到1985年，合作医疗的覆盖率降至5％，名存实亡。
但在苏州，当时顶着压力坚持了这个老百姓普遍欢迎的政策———即便是最低的时候，政府调查的合作医疗群众满意率也能达到80％多。坚持下来的底气源自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为当时“村办乡管”的农村合作医疗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在当时，陈惠明能拿到与村级副职干部同样的报酬———年收入5000元。那时，陈惠明与乡亲们关系融洽，对村里各家各户的情况了如指掌，是红白喜事的座上嘉宾，威信甚至比村干部还高。
但历史罕有直线前行。到了1990年代初，乡镇企业逐步转型，村集体经济逐步削弱，村办乡管的合作医疗经费堪虞，赤脚医生们不得不提高药价，以药品差价维持收入，逐渐与村民疏离。
1994年，合作医疗入不敷出的苏州地区吴县被迫改革，县财政加入到合作医疗中来，为全县参加合作医疗的每个农民补贴5毛钱，开始了以县为单位统筹，由县乡财政补贴基金的新模式。随后，经验被推广，到1990年代末，整个苏州地区都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此时，合作医疗的医疗机构包括三部分：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乡村医生们的诊疗费用也被纳入了合作医疗的报销范围。
苏州的经验，被国家关注，成为目前在全国推行的新型合作医疗的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