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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能让就医变得更方便
2005年，北京市为感染非典并发后遗症人员提供了免费治疗，王立刚的定点医院在怀柔，然而这家医院并没有主治医生开的“仙灵骨宝”等药，在不能转院治疗的情况下，王立刚只能从城里的病友那儿“蹭”药吃。同样在城里治疗癫痫的妻子，因为没有办转院手续，每年1200多元的药费只能自己掏。“不方便就医，只是王立刚碰到的其中一个小问题。因为贫困，王立刚甚至没有机会选择治疗。”一位同样查出股骨头坏死的病友说。
这位病友原本希望去鼓楼医院接受中医治疗：“但我的定点医院在北医三院，被拒绝转院后我们可以选择自费，可王立刚呢，他只能是有免费药就吃，没有就停。他已被卷入了疾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生病———贫困———无力医治———病情加重———更加贫困。”
根据调查，农民因病至贫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患病，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导致家庭收入减少；二是家里有长期患病者，大幅度增加医疗费用，导致家庭负债累累而致贫。
这两种不幸，同时降临在王立刚的家里。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要挽救像王立刚这样因病至贫的家庭，应该建立“大病救助制度”。通过财政补贴、社会募捐等形式广筹资金，设立特困病人和家庭大病补助基金，用于特困病人和家庭在封顶线外的紧急救助。
据记者了解，浙江省开化市如今已经试行上述措施，设立了100万元大病救助基金，用于超过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封顶线外的救助，可报销超出部分的30%，最高报1万元，并对于恶性肿瘤、尿毒症、糖尿病和器官移植等特殊疾病再增加1万元。与医疗救助结合，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是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补充。
在外人看来，王家有一点还是幸运的，曾在怀柔九渡河镇九渡河中学工作的父亲享受着公费医疗。“一个非农户口救了四个农业户口”。王立刚感叹道：“如果父亲和我们一样，那这个家可真就全垮了！”
采访手记：消除盲区比强调“参合”重要
郑萍萍
从2006年开始，国家将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由目前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10元，而农民缴费标准不变。
对这一点，包括王立刚在内的很多农民表示欢迎。不过，这并不能让他们安心地“有病就去看”。原因之一是他们并不真正清楚自己享受的权益。尽管在多方努力下，桃山村的“参合”率已达到98%，但在一些农民心里，并不完全地信任。
自2003年全国开始启动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以来，有些地方在宣传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甚至将提高“参合”率当作一种政绩来做，而不是努力地在政策范围内，想方设法地为农民“参合”创造方便，以确保他们第一时间拿到补助。
任何一个制度的建设，都不是短时间一蹴而就的事。新型合作医疗终归是一种保险机制，其核心是信誉，信誉的建立更不是短期所能够实现的。
作为新一代的农民，王立刚很快就理解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好处，但对于如何实现权益，如何保障权益的获得，还存在着盲区。从心理上给他们一种踏实，从制度上给他们更多保障，比“参合”率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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