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艾滋病患儿在这个世界上的遭际，本不足为奇，他不被拒绝，不被孤立，艾滋病就不足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一个5岁的男童，因为母婴传播，从他一出生开始，就注定痛苦一生，孤独一生，直至他的生命连流星都不是地在病痛中死去。生命的黯淡是他无法改变的，而操之于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有多少阳光与关爱，并透过正常的缝隙洒到他的脸上。生命于他，一开始就不属于自己。人们给他多少，他便拥有多少；人们不给，他便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排遣不去的恐惧，并不是离天使更近，反而离魔鬼更近，但接下来仍使我们惊讶的是，一再拒绝他的，并不是普通公众，而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医院，尤有具备相当专业水准的医院。这一点，在艾滋病之外，尤使人惊恐不已。
这个孩子在前年年末患上口腔溃疡之后，在湖南各家医院求治遭拒绝，一年的时间让小病恶化成食道组织增生。今年6月，孩子获得了澳门利玛窦社会服务机构的帮助，进入华南地区唯一有技术和设备为儿童做“食道扩张”手术的广州市儿童医院治疗，然而在血检确证为阳性之后，医院提出两大理由拒绝手术：一是小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做手术容易引起感染；二是小孩有“这个病”，手术需要使用一套昂贵的设备，其中包括一个胃镜，镜头上有无数个小孔，消毒难度大。
同时“莫须有”地编造出一个理由：国家有规定，为控制疫情，只要是二甲以上医院都不能接近这种病人。此一说法，显然经不起求证——有的是《艾滋病防治条例》第41条的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推诿或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
医院歧视的理由，都显得那么科学，实际上却是比普通公众更深的歧视。正如某位专家所说：“医生给任何人做手术都会有风险，关键在于预防。”这位广东艾滋病预防与治疗的专家同时表示，我国某省曾作过调查，发现医疗工作者对艾滋病人的歧视甚至高过公众。作为普罗大众，我们曾想凭恃不断进步的医学知识来面对恐惧，但医院都能如此“理性”地恐惧，这对医学探求未知领域的精神，是不是莫大的讽刺？在社会文明的外衣下，爱心礼貌地前进一大步，救助之手却因怯懦而更冰冷地藏到背后，文明又还有什么驱动力？
社会的冷漠有时表现出更高文明层级的坚硬，尤使我们心寒：人类已经能够生产出治疗艾滋病的有效药物，但资本集团对治疗艾滋病药物的定价和专利保护，却使所有穷国的艾滋病病人只能望药兴叹，无法得到治疗而在痛苦中死去。英国前国际发展事务大臣克莱尔·肖特女士对此曾大声疾呼：在一个将有成千上万人死于艾滋病的穷国，当务之急并非实行专利保护，而应优先考虑如何提供廉价药品去挽救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强制许可是一种很好的策略，也是ＴＲＩＰＳ规则所允许的。
这个孩子，在还不能体味死亡之前，首先体味了冷漠，而我们现在面对着知识与制度性的冷漠，破解坚冰，其实也简单。
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一所名叫“希舒·巴慢”的儿童收容所里，与被遗弃的婴儿，病弱、营养不良、受虐、或者已沦为雏妓的孩童，以及麻风病患者，垂死的人，精神病人，还有像小男孩一样的艾滋病人，常年待在一起并照顾他们的特里莎修女曾说过：“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
如果任由艾滋病人在孤独与痛苦中死去，我们离艾滋病的威胁也就越来越近。你试着对冷漠说一次不，它能让你离世界更近，而别人将有可能获得整个世界。爱，直至成伤——趁人类还有能力对冷漠说不的时候。
（责任编辑：耿继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