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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卫生厅出台《甘肃省治理医疗卫生人员索要“红包”和回扣行为的暂行规定》，对经举报查实违规的医务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没收非法所得、行政记过、开除公职等处分。这无疑像一柄高悬的剑，重罚之下必然会收到明显的效果。
很滑稽的是，就在这个规定出台后的某一天，一位朋友的孩子因急性阑尾炎到医院做手术时，分别给了主刀医生、麻醉师等相关人员三百元和二百元不等的“红包”。阑尾割除是个小手术，也许手术花不了多少钱，而“红包”却远远超标了。按照这个《规定》，对服务对象赠送或给予的“红包”，医疗卫生人员应予以谢绝，并做好说服和解释工作。在当时难以谢绝或情况特殊不能退还的，在收到“红包”二十四小时内报告并上交，由医院酌情处理。不知道这几位医生是否上交了？如果手术很成功，如果没有任何争议发生，交与不交全靠医务人员觉悟的高低，《规定》是无可奈何的。
类似治理医疗行业不正之风的《规定》大概已经出台了不少，可是收效甚微，甚至越演越烈，一些品德低劣的医务人员公开索要甚至敲诈勒索患者，“七十一岁高龄的张永林老人入院后，其子女向主治医生送上了千元的『红包』，然而，术后十多天，患者还是不治身亡，死者子女认为主治医生收了『红包』之后不但没有关照患者，反而又利用职权大索钱财。”（《西部商报》二○○三年十月十五日）给予这些人以重罚当然可以大快人心，也是必须之举。但是其它医务人员被动接受“红包”的情况也不少，患者是弱者，患者首先需要从医务人员那里得到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和信任感，最后“红包”成为心理平衡的介质，认为送了“红包”，医生才会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才会尽心尽力地治疗，这其实不是对医生的信任，反而是一种极度不信任的体现，“红包”成为弥补信任感缺失的价值标准。如果患者对医院和医生没有绝对的信任感，你就是出台更严格的规定，患者也是照送不误，只要有人送，“红包”现象就无法杜绝。
实际上，面对高悬的利剑，患者的主动行为已经对医生造成了侵害的前奏，医生自接受“红包”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与患者达成了不平等的“契约”，病你是一定要治好的，即使出现医学上允许的意外，患者也会毫不犹豫地投诉医生，“红包”就成为导火索。医生收了“红包”，除了短暂的快感之外，剩下的就是精神压力了，带着某种压力进入工作状态，对患者又形成了实际的不平等。
杜绝“红包”现象，仅靠规定是不够的，规定之余，在于让医生得到患者完全的信任，而这种信任不能有任何附加条件。诚信同样是医院立足的根本，对诚信的促销或者宣讲是医院应该考虑的问题，品德败坏的医生毕竟是极少数，要彻底打消患者的顾虑，就要想办法做患者的思想工作，就要让他们知道主动地送“红包”实际上是在害医生。
医院要打诚信牌，在诚信面前，“红包”会黯然失色。在患者信任期望值得到满足之后，还有谁愿意白白从自己的腰包掏钱呢？面对“红包”和回扣，医院管理部门除了出台重典之外，还要从福利待遇、工资奖金等方面全方位地体现不拿“红包”与拿“红包”的差别，让医务人员感觉到拿“红包”其实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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