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现藏的一批金代官印，于1996年元月,在西安市钟鼓楼广场出土,共279方,铜质,造型均为正方形,印纽呈长方板状，即长方柱形,书体为阳文九叠篆,笔画弯曲重叠，流畅秀丽。其出土时位于一废弃的井内，长期受地下可溶性盐的侵扰，加之出土时并未做相应的去氯除锈工作，以致为文物的保护埋下隐患，至处理之时（1999年6月）这批青铜印章均有一定程度的锈蚀，其中部分印章已有严重的“青铜病”，生成了层状的粉状锈，致使原有的印文，甚至印章的本体都有大面积的酥酚、剥落。本次除锈工作的重点就是针对青铜器的粉状锈而进行的，而对其中的无害锈，如黑色的氧化铜、红色的氧化亚铜以及蓝绿色的碱式碳酸铜都尽可能地不予去除，以保留这些稳定而又古香古色的覆盖层。
青铜的使用最早是在夏朝的纪年范围内，之所以称为青铜是有别于纯铜（单质铜）的，主要是因为其中引入了锡和铅。一方面，锡、铅的引入使青铜有了良好的特性，三种物质互相包溶，具有良好的流动性，使得合金液体在范内无孔不入，填充了所有的空间，如果在凝固过程中，锡、铅能很好地溶于铜基体中，就产生了一种结构（α共熔体），这种结构不论在硬度还是在化学稳定性上都是很优秀的。但事实上，由于铜、锡、铅三者的熔点相差很大（铜——1083℃，锡——231.9℃，铅——327.4℃），铜在凝固过程中固化最快，锡、铅来不及熔解进铜基体中就被铜夹带进去，形成不同的共析组织，即锡、铅与铜原子以某种晶体形式存在于α共熔体中，其物理性质、化学性质都不如α共熔体，在宏观上也就表现为表面的锡含量就较内部的锡含量高，而铅因流动性好，一般分布均匀，但还有游离态的多分布于器物的边缘。此种分布使得每微区中都具有不同的电位，形成许多微电池，也就为青铜器锈蚀提供了内部原因。此外由于埋藏环境中引入的水分（Ｈ２Ｏ），氯离子（Clˉ）以及氧气（O2）都为青铜锈蚀提供了外部环境，使得青铜器的锈蚀开始了以下连锁反应：
铜与地下埋藏环境中的氯化物反应，生成氯化亚铜：
Cu + Clˉ—→ CuCl ＋ e
氧化亚铜与水反应生成氧化亚铜和盐酸：
CuCl + H2O －→ Cu2O ＋ 2HCl
a)氧化亚铜遇氧气、水和二氧化碳可生成碱式碳酸铜：
Cu2O ＋ 1/2 O2 ＋Ｈ２Ｏ ＋CO2－→ CuCO3·Cu(OH)2
b)氧化亚铜遇水、氧气，加上盐酸又可转化为碱式氯化铜：
2Cu2O ＋ O2 ＋ 2Ｈ２Ｏ ＋2HCl－→ CuCl2·3Cu（OH）2
上述反应中a步生成的是蓝绿色的无害锈，而b步生成的是亮绿色的有害锈，由于它疏松膨胀呈粉状（故称粉状锈），氧气和水仍可进入其中，使氯化亚铜层转化为碱式氯化铜：
4 CuCl ＋ O2 ＋ 4Ｈ２Ｏ －→ CuCl2·3Cu（OH）2 ＋2HCl
由于反应中生成了盐酸（HCl），这就造成了内层粉状锈生成的条件，使得内层的铜体进一步转化为氯化亚铜：
4 Cu ＋ 4 HCl ＋ O2 －→ 4 CuCl ＋ 2Ｈ２Ｏ
形成的氯化亚铜又可进一步反应生成碱式氯化铜，这样周而复始，使得青铜器的腐蚀不断扩大、加深，直到器物溃烂、穿孔。又因为氯离子（Clˉ）的离子半径很小，有很强的穿透性，易扩散，容易附着在周围别的器物上，使得“青铜病”有“传染”性，故又被称为青铜器的“癌症”。
既然被称为青铜器的“癌症”，当然就不易战胜，因此我们应该在小心谨慎、广泛借鉴的基础上大胆操作，这与我们“尽可能地延长文物寿命”的原则是不相违背的，也就是在此种观点下，我们抱着“尽可能保留文物原貌”的想法开始了本次除锈工作。
首先对西安市钟鼓楼广场出土的金代官印进行了除锈前的预处理：
第一步 对印章表面“粉状锈”严重的部位进行机械除锈
用小锤子在边沿质地坚硬处轻轻敲打，使得一些浮锈脱落（位置要准确，用力要适当，要循序渐进）；对于粉状锈严重且锈蚀较深的部位，用手术刀、钢针进行剔除（本步一定要小心，不能损伤青铜器本体，宁不及勿过）。
对于其中锈蚀比较坚硬的部位，可用０.５％的双氧水软化后去除。
第二步 对印章表面的印泥进行清洗
采用丙酮和离子交换水交替清洗，除去表面污物，为下一步除锈做好准备（本步清洗的同时可和机械法－－如竹签剔除相结合，可做到迅速快捷）。
在预处理完成之后，按锈蚀状况分类，大致分为轻度锈蚀和严重锈蚀两类，分别进行去氯除锈（以避免处理过程中的互相感染）。
第一步 采用倍半碳酸钠法对印章内部的氯化亚铜进行置换，初步进行去氯工作。用５％的倍半碳酸钠进行去氯除锈，被认为是青铜器除锈上的安全、可靠的方法，它可以保持文物的原貌，有效除去部分氯化物，故首选此法，对印章进行初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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