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你在报告中将宿迁医改的内容总结为“四分开，四转变”(管办分开，医卫分开、医防分开、医药分开；补贴供方变为补贴需方，定点医疗服务变为自由选择，实物补贴变为货币补贴，暗补变为明补)，但也发现，医药分开并没有真正实行，以药养医的经营模式仍然存在，而这恰恰是造成“看病贵”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会不会是宿迁医改的一大隐患？
魏凤春：这肯定是一个问题，但也是宿迁一个局部地区无法解决的。早在宿迁1999年医改试点时，就设定医药分。但试点下来发现不行。在现有的体制下，不让医院卖药了，医院肯定会倒了。在我看来，要在全国把药价降下来，那是中央政府的问题。
南都周刊：对于这个难题，国际上有没有一些针对性做法可以借鉴？
魏凤春：美国的医药是分开的。但医药分开的前提是，要把诊断和药的价值变换一下。医生的人力资本要提高。现在一些医院水平高的专家，月收入有八九千元；而如果他不从开药上想办法，工资就只有两三千块钱。医生本身也是人，要关注他的人力资本。
南都周刊：宿迁医改后，医生的收入水平是不是提高了。
魏凤春：医生的收入提高太明显了，不是一般的提高。他们对此深有感触。
南都周刊：如果“以药养医”模式仍存在，医院在医药上赚的钱会降下来吗？宿迁民众花在医疗上的费用总量会降低吗？
魏凤春：实际上，即使医院开药的利润没有降低，而患者也会从中受益。比如成本可能只有10元一种药，在医改前，这种药要进入医院，需要种种环节，每经过一个环节，就要加价，最后进价是80元，医院卖给患者90元，医院的利润不高，但患者的负担很重。而医改后，药品进入医院就没有那么多环节了，医院可能会直接从药厂进药，它的进价可能只有40元，卖给患者60元，利润要比原来高，患者的负担也下来了。在医改后，医院必须通过降低药价的附加成本，才能和别的医院竞争。
在宿迁，药品仍然是医院利润的主要来源，要改革它有很大风险。因为，医院首先要保证的是医药的质量，规避医疗风险，维护医院名声，医院不会肆意降低药品价格和质量。
南都周刊：现在宿迁政府在监管上，都具体做哪些工作？
魏凤春：宿迁卫生局局长葛志健在接受我们的访谈时谈到，改制前他是公立医院的“总院长”，可以管到自然人，对医院的监管是“内部管理”。而改制后，他是医疗卫生行业的“总行长”，只能管到法人了，自然人由法人去管。这是一种新的监管理念。现在宿迁政府更多地是对医院的准入门槛(符合什么条件的，办什么级别的医院、医生需要多少职称，有多少医生和护士)，国家规定的药品和价格等方面进行监管，但对医院的具体经营，比如收不收红包，这些就管得很少。
葛也谈到，监管职能与内容的转变在短期内还难以适应。医院的市场主体地位确立，使得政府以前常用的行政手段失去了权威性，卫生部门在工作中还有些不适应，在监督系统的信息化上投入的力量也明显不足。
南都周刊：“帕累托改进”是你评价宿迁医改的主要标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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