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一名28岁的女孩，从1岁起患上了“超级癌症”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现在她全身只有头和几根手指能微微动弹，她说自己必须死在父母前面。女孩写了一份“安乐死申请”议案(草案)，希望能有全国人大代表帮助她提交。她说：“我爱生命，但我不愿活。”
民间有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我爱生命，但我不愿活”的悲情，寻求安乐死的呼告，都让我们感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奈。
“安乐死申请”议案能否通得过？我们无法知道。不过，让我思考的却是这位女孩子为何要申请“安乐死”？难道仅仅是由于自己的病？
她自己的病，应该是首要原因，从1岁开始，她就与正常人不一样了，要经受多大的折腾，才可以活过一天。她生命的延续，最大的需要是有钱来治病，可这钱从哪里来？除了她父母来负担，理应还有别的渠道，可实际上，基本全靠在她父母身上了。换言之，她仅仅成了父母的负担。
这位女孩说，她一定要死在死在父母前面。为什么？如果父母死在她前面了，她依靠谁生活？谁来照顾她、养活她？站在女孩的角度看，她除了申请“安乐死”，还能有什么选择？在“安乐死”申请议案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位重病女孩无奈对生活无助的恐惧。
一个人生了病是一个人的不幸，而只有寻求死却是社会的不幸。这要拷问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救助体系在哪里？是否健全了？对于重病的人，我们的社会又能做什么？大凡遇到重病，我们经常见到的多是捐款，众人集柴火焰高，也能体现人与人之间的救助之情，可这毕竟是杯水车薪，不能救助所有需要救助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生的权利，可当生命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与其屈辱的活，不如有尊严的死。
其实，从“我爱生命，但我不愿活”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必死的绝情，而是无奈的抉择之痛。试想，如果我们的社会解决了女孩的后顾之忧，她还想着要“安乐死”吗？“安乐死”的申请，何尝不是对社会救助体系缺失的呼唤？除了“安乐死”还有什么选择？如果有选择，还会想着要“安乐死”么？作者： 王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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