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需要更多的性教育，“不仅仅是为了预防艾滋病也是为了个人的健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在上周对中国进行访问时引述说到。
虽然彼得•皮奥特肯定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强有力的领导”，但在怎样使性教育向青少年倾斜这一问题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马迎华是一位有着青少年健康与艾滋病教育11年经验的资深顾问，她指出，不仅老师应该谈论性教育，父母也应参与到其中来。
马迎华
同时，作为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一名教授，马迎华也表达了她对青少年在课堂上究竟学到了有关性的哪些知识的关心。
马迎华说，“许多父母认为为孩子开设包括性或艾滋病预防等知识在内的健康课程不重要”，“文化课程才是父母们最为关心的”。
艰难的实践
“在中国，学校里其实几乎没有性教育课程，”马迎华进一步说到，“但在一些院校里，性教育课程包含在了健康教育课程或者艾滋病教育课程中”。
2001年，学校课程设置颁布了新的标准，将健康教育与体育教育合并，稀释了议题的重要性。在“体育与健康教育”这门课程中，一些新的领域如健康与健身、营养以及疾病预防等均有涉及。
在小学，有关性的教育直到五年级才开始。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新增了毒品与艾滋病相关课程。
“但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留守儿童，学生不能接受到与城市学生同样多的教育，更不用说健康教育甚或性教育了，”马迎华说。
为了能让学生都有机会接受健康教育，政府赞助马迎华要她来培训教师。1996年，马迎华开始了第一次培训工作，然而当时绝大部分教师竟然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
10年之后，这些教师均对艾滋病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正探讨教学方法以更有效地传授给学生。不过，这对于学校管理者来说，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学校不能为性与艾滋病教育这一课程分拨出足够的课时。
“这让我很失望，”马迎华告诉记者。
态度是关键
人们一般都将性教育与如何使用安全套联系在一起，但没有关注对待性行为的态度以及有了性行为后的责任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受性教育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将之视为堕落思想，”马迎华说到。
然而，很少有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一起分担有关性方面的难题，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和谈论这一话题的方式。
根据上海一家专为怀孕少女开通的急救热线的调查显示，约有7.9%的父母质疑与他们的孩子谈论性。
马迎华说，“父母在孩子出生后很早就开始了对孩子的性教育，所以在孩子上学时，对于性，他们已经知道了很多。”
“父母、教师与学校之间应通过会议与在家的孩子有更多的交流，” 马迎华继续说，“学校应更加重视学生对于性与艾滋病识的接受能力，教会他们更多的一些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接触有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的生存技能。
不同阶段与不同方式
2003年，我国教育课程计划规定初中必须有六课时，高中必须有四课时进行艾滋病教育。
但马迎华认为这是不够的。学习如何使用安全套直到大学才开始。她说，最好能在高中安排一学习内容，同时对于职业学校来说，安排这样的课程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地方政府，比如我国的中部省份湖北，自从2005年开始，就将艾滋病预防知识纳入高中与高等教育的测试中；北京则专为中学生编写了关于艾滋病预防的教科书。
但是除了教科书，课堂上实际技能与方法的教授更为重要，马迎华说。许多学校喜欢为学生举行一些性教育讲座，而不是小班互动教学，而后者，则更为有效。
同时，那些教授性教育课程的人并不是合格的教员。“在我所教的学员中，大约有80%的人是校医或者护士，而她们很可能缺少教学经验，”马迎华说，接受培训的人应是生物学，心理学或者是与健康相关的教师，这样的话，他们知道怎样才能使教学更有效。＂
“除了学校里的老师，我们需要更多的性教育者。”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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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龙彩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