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鼓励优生优育，1979年起独生子女家庭每月可获得5元补助金，这一标准只在2003年上调至每月10元。最近，在北京的“两会”上，政协委员于艳华认为：人口第二次高峰来临，计划生育正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奖励政策力度不够，令基层推行计划生育“腰杆不硬”；每月10元已起不到激励作用，应该上调。
近30年弹指一挥间，社会收入与物价水平今非昔比，每月10元的补助确已“落伍”。但是，应如何看待“人口第二次高峰”，补助与计生工作又是何种关系，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先，“人口第二次高峰”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第一代独生子女相继步入婚育年龄。尽管职场竞争、生存压力使部分“新人类”不得不晚婚，但在人性与天伦之乐的驱使下，绝大部分的青年夫妇还是会生一个宝宝。而“四二一结构”（四个老人、两个独生子女、一个孩子）也必将成为今后城市家庭的一大主流。这种生育很难因外部因素发生改变，更是减缓老龄社会到来的“必须增长”。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超生”，多出现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以及进城打工的“超生游击队”。此外，如今富人与名人“超生”也成为社会“众矢之的”，其恶劣效应比起奢靡炫耀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对于“超生”一直都有较为严厉的经济处罚。但在一些贫困地区，却出现了越穷越生、举债借钱也生的情况。至于城里的私营业主、“财富新贵”，“买指标”更是不在话下！因而，在生育的问题上，经济手段绝非“万能”。“独生子女费”标准调整与否，与其说是“鼓励少生”，倒不如说是进一步强化政策趋向。如果加大补贴力度，还可消除“罚款创收”等质疑，体现应有的社会公平。
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倘若规矩大大滞后于时代，效果不仅将大打折扣，还可能产生“反向”作用。独生子女费“几十年一贯制”，已令某些父母“懒得”去领微薄的补贴，这不单是“放弃权利”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表达不满，更可能影响到人们对公共政策的一系列看法。去年，执行了20多年的800元个税起征点调高，着实令一些低收入者感到欣喜。在“陈规争议”颇多的今天，此类与时俱进着实“多多益善”。
归根结底，各地区与相关部门理应从审时度势的高度，正视并分析“独生子女费”的标准。而未来人口控制的关键，则依然有赖于提高人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转变“养儿防老”的旧观念。让“只生一个好”不再仅是口号，真正成为自觉自愿的行为，那才是计生工作的最终目标。
作者：蒋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