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正在河西汽车运输场当一名称职的修理工。当年从北大荒返城一直待在街道待分配，渴望上班就像渴望回城一样。好不容易进了企业，知足啊。能进车间修汽车，我别提多高兴了，就像找到了一辈子的饭碗。
就在熬过三年学徒期，拿到40.95元工资，认头当好工人阶级的时候，大学高考恢复了。考大学，就咱这个小学水平的还能考大学？再说，回来不容易，当个工人挺好的，别折腾了！和我持同样想法的，是一起来场的10名知青，齐刷刷的谁也没报名。
几个月后，就在我已经把上学这件事快忘了的时候，场里考大学的结果出来了，7个人里居然有4个考上了！我懵了。实在讲，那几位的水平比起我们知青来，强不了哪去！不行，我也得考。
天渐渐热了，住在地震后的临建棚里又暗又闷，晚上睡不好觉，索性拿着复习材料坐在便道边上，借着路灯夜读。有时也和厂里的有志报考者一起到市图书馆挤座位，坐楼梯。
1978年的高考近了，该集中时间、精力了，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一天，我找到车间指导员陈凤祥，拟请10天假。“10天？”陈指导员听罢，一个劲儿地摇脑袋。“不可能。但既然你提出来了，也别驳面子，考试前给你一天假。”一天？我差点气晕了，但见他说得很坚决，也毫无办法，只好加开夜车了。
高考的日子在又盼又怯中来到了。一到考场，满校园黑压压的人群，我那个教室考生共54人，一人一桌一椅。（后来听说，全国那年考生人数突破700万人。）文科共考5门课：政治、数学、历史、地理、语文，外语是考察课，不记分。这几门课，我没有平均使力，基础太差的数学一天也没复习，就怕花不少时间拿不了几分，我把精力全放在政、史、地、文上。
高考终于结束了，我长长出了口气。除数学外，其他课程感觉考得还可以。然后就是等待，焦急而漫长的等待。
到了8月下旬，高考分数下来了。政治80.4分，数学不说了，语文70分，历史78.4分，地理91.6分，总分320.4分。平均每门64分，把数学的零分都给背及格了。过了十几天，让人撩动的消息又来了。那天，正在干活儿，一身臭汗两手油污的我，听见有人在外面喊：“江帆在哪儿呢？好消息啊！”我忙搭腔：“哥们，在这呢！”“江帆，你考上了，盯着请客吧！”
我激动了，三下两下爬出地沟，一把将手里的大扳手扔向空中。大扳手重重地掉在地上，把车间里干活的人们吓了一跳，都停下手来看着我，心想这家伙别乐疯了吧？我半天没有说话，心里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在撞击。片刻，我高高举起油污的双手,长长地喊了起来,从心底里发泄般地狂吼，整个车间里都灌满了我的声音，这大概就叫“咆哮”吧！
全场14个人参加高考，考上的只有两人——我和张力。听说那年的录取率是27∶1，如果是真的的话，我所在的考场有52个考生做了分母。多么残酷又多么幸运啊。
9月29日，我永远记住的一个日子。早上正睡得迷迷糊糊时，家门“砰砰”地响开了。吓了我一跳，谁呀！一大早来砸门。
“江帆，是我！”原来是张力。
门开了，张力一阵风似的进来了，一只熊掌般的大手重重拍在我的肩膀上。另一只手里扬着通知书。
“老弟，中举了！”
一股热血冲上头，梦想成真！我扭头打开瓶啤酒，两个人疯狂地喝了起来。脸红了，心跳了，语无伦次了。高兴，高兴，还是高兴！
搭闸箱，扒大轮，拆后包，调气门……修理工的日子就要终结了。拿着工资上大学，车间的伙伴们又羡慕又佩服地祝贺我俩，我们像是最先飞出笼子的两只鸟。1978年10月16日上午，我拿着入学通知书，走进天津师范学院的大门。生活从此掀开崭新的一页。
